马老师一“石”砸起千层浪

今天被马老师在外滩金融峰会上丢“炸弹”刷屏了。马老师时常会口出名言，那句“我对钱没有兴趣”更是广为流传。当然，你成功了，说什么都对。

认真学习了几遍马老师的演讲，不愧是“外星人”，真敢说。查了查外滩金融峰会的背景，虽然只是第两届，级别和规格都非常高，有正国级的领导参与且开场发言，现任和前任央行行长也都有发言议题。如马云所言，峰会以“非官方”、“国际化”、“专业化”为定位，以开放的姿态和高水平的真知灼见擦出真理的火花。

今年的发言中，唯独是马云，显得特别另类。无论是大领导亦或专家发言，几乎都是围绕着“防范金融风险”、“防止金融脱实向虚”等这类的思想做的汇报。而马云的整个发言是反着来的。

主持人介绍马老师是来扔炸弹的，马云立马摇头说“没有扔炸弹，哪敢扔炸弹啊”，之后就发表了三个“非专业人的专业”观点：

国际并非好，未来才可期；
创新有代价，吾辈应担当；
金融即信用，当铺不长久；
疫情影响深，倒逼真改革。

明言退休不问世事的马老师高调站台，“不是炸弹，确胜似炸弹”的三点想法显然是为了蚂蚁金服的前程。很多人说蚂蚁金服就是个赚利差的放贷公司，却老自诩是科技公司。孰是孰非不想多讨论，如今这个阶段就像淘宝初期，我有个梦想，想改变世界。不同的是那时候零售商还不知道互联网为何物，而现在这些金融机构把各种概念玩的炉火纯青。

围绕“创新” 写点我的看法：金融创新犹如高空走钢丝，两面都是悬崖。

我个人对创新的看法非常正面，但在金融领域，创新却应该慎之又慎，实在太考验人性了。回顾下历史上的金融危机，哪次少得了金融创新？金融太容易放大人性的恶，它是社会的加速器，更有可能是文明的绞肉机。

15年中国那轮股市暴跌，也算是金融创新结的果，融资融券、场外配资，搞得规模越来越大，最终一发不可收拾，迎来灾难的降临。

08年金融海啸，虽然美国两房设立之初是本着“居者有其屋”的社会理念开始运作，但做着做着，在各种金融创新的大旗下，范围大幅度拓宽，导致性质发生改变，最后酿成世界危机。

看看这几年P2P接二连三的暴雷，不少亲人、朋友深受其害。网上说马老师为P2P洗白，我倒认为是错怪马老师了，他并不认为P2P是金融创新。P2P是新式拉皮条，核心是将劣质资产匹配给不合适的人，却假借金融创新招摇撞骗。

金融创新的适度和监管比任何其它行业的创新更重要，弄不好就会万劫不复。金融创新和技术创新，不能因为都带了创新而一视同仁。

如果全国几千家P2P犯金融公司的错误，是不是我们其它地方出了问题？摘自马老师演讲稿

金融创新需谨慎，但不代表不创新，特别是马老师这样的“鲶鱼”，来搅搅金融的浑水。挺佩服马老师的勇气，敢于在这样的会上直言不讳。马老师是干营销出身，自然知道他这番“贻笑大方”的言论带来的传播效应，相信也做好了“被批斗”的准备。

马老师提到三个关键词：普惠、绿色、可持续，以及三个前提条件：丰富的数据、基于大数据的风控技术、基于大数据信用体系，出发点是好的，但任何技术都是双刃剑，尤其是用在金融行业上，一念佛一念魔。如果一味追求最大化的利益，忘了初心，那终究还是挂着“创新”的羊头，打着“掠夺”的念头。

看过一组数据：

1980年代，美國金融產業佔整體經濟的4％，而今成長到佔到7％的份額，但它只創造4％的就業機會，更可怕的，它的獲利佔了所有企業獲利的25％。這一數據表示，4%的就業人口賺取企業整體獲利的1/4。

怎么看？

• 正面解读：金融从业人员有很高的生产力，赚取到高额的企业获利。
• 负面解读：银行是靠借贷企业资金而赚利差的，金融业的获利必须以吃掉其他企业的「正常」获利为代价。

诚如从高盛银行退休，而今帮纽约市政府筹资的银行家Wallace Turbeville说的：美国经济是一个「金融财富拥有者和其馀美国人的零和游戏。」
（a zero-sum game between financial wealth holders and the rest of America）

简单讲，金融财富拥有者的获利必须来自「掠夺」其他人的财富（或所得）。希望马老师口中的金融创新不会走向这样漩涡，而将初衷坚持到底。

权力越大，责任越大！但如果不把权力和资本装进笼子里，将会更可怕。国家都有可能违约，更何况商业公司呢？

– 以下是摘录了马老师演讲全文 –

尊敬的李强书记，尊敬的陈元主席、小川行长，各位领导，各位金融界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感谢大会的邀请，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学习、探讨、交流。

2013年，也是在上海，我跑到外滩金融峰会发表了一通互联网金融的异想天开的观点。七年过去了，今天我这个金融的外行，又来了。

今天要不要来讲，坦白说我也很纠结。但是我想我们这批人，有一个东西是责无旁贷的，就是为未来思考的责任，因为这个世界虽然留给我们的发展机会很多，但是关键性的机会只有一两次，现在就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所以我想我还是要讲一讲我自己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是我们自己十六年实践经验总结出来，加上担任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联合主席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倡导者期间，跟全世界的学者、专家还有实践者认真探讨交流得出的。我想我反正已经退休，就畅所欲言一下，分享三个观点，供大家参考，可能不成熟，讲得不对，贻笑大方，大家估且一听：

第一，一直以来我们有一些思维上的惯性，比如总觉得要为了跟国际接轨，必须要做欧美发达国家有，而我们没有的所谓空白，要填补国内的空白。把填补空白当作追求的目标。

我一直觉得填补空白这句话是有问题的，不是因为欧美的就是先进的，就是我们要去填补的。其实今天我们不应该要和哪个东西接轨，适应哪国的标准，填补哪个空白，今天我们要思考的是怎么和未来接轨，怎么适应未来的标准，怎么弥补未来的空白，我们要想明白未来是如何的，以及自己到底要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体系，然后再去看看别人怎么做，如果永远重复别人的语言，讨论别人设定的主题，我们不但会迷失现在，而且会错失未来。

二战以后，世界需要恢复经济繁荣，布雷登森林体系建立起来，对全球经济的推动是巨大的；后来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巴塞尔协议讲的风险控制越来越受重视，到后来变成了一个风险控制的操作标准，现在的趋势越来越象是全世界变成了只讲风险控制，不讲发展，很少去想年轻人的机会、发展中的国家机会在哪里，这其实是导致今天世界的很多问题的根源。我们今天也看到巴塞尔协议本身也让欧洲的整体创新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特别是金融数字化方面。

巴塞尔比较象一个老年人俱乐部，要解决的是运转了几十年的金融体系老化的问题，系统复杂的问题。但是中国的问题正好相反，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而是缺乏金融生态系统的风险。中国的金融和其他刚成长起来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在金融业是青春少年，还没有成熟的生态体系，没有完完全全的流动起来，大银行更像是大江大河和血液的主动脉，但是我们需要湖泊、需要水塘，需要小溪小河，需要各种各样的沼泽地，缺少了这些生态系统，我们才会涝的时候涝死，旱的时候旱死，所以今天我们国家是缺乏金融系统的风险，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病，就象老年痴呆症和小儿麻痹症，症状看起来很象，其实差别很大，如果小孩子吃了老年痴呆的药，不光会得老人的病，还有很多见都没见过的病会冒出来。这个巴塞尔协议就是考虑治系统老化、过度复杂的老年人的病的，我们要思考的是跟着老年人我们要学什么？要知道老年人关心的是离医院近不近，年轻人关心的是有没有学区，是完全的不同体系的思考。

第二，创新一定要付出代价，我们这代人必须有所担当。

习主席讲过“功成不必在我”，我理解这句话讲的是一种责任，讲的是为未来、为明天、为下一代担当。今天世界的很多问题包括中国，都只能用创新去解决；但是真正的创新，一定是没有人带路的，一定需要有人担当，因为创新一定会犯错误，问题不是怎么样不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之后能不能完善修正坚持创新。做没有风险的创新，就是扼杀创新，很多时候，把风险控制为零才是最大的风险。

当年的赤壁之战，曹操把船连起来的思考就是最早的航母的思考，但是一把火让中国一千年再也没有人敢去想航母这个事，这是一个错误消灭一个创新。

七八年前我提出过互联网金融，但我们一直强调互联网金融必须有三个核心要素：一是丰富的数据；二是基于大数据的风控技术；三是基于大数据信用体系。用这个标准衡量，就会看到P2P根本不是互联网金融，但是今天不能因为 P2P把整个互联网技术对金融的创新否定了，其实我们要想一想如果全国几千家P2P犯金融公司的错误，是不是我们其它地方出了问题？中国如何可能在几年内出现几千家互联网金融公司？这完全是不敬畏技术，P2P是一批打着互联网金融幌子，拿着合法牌照的骗子。

今天我们的监管确实很难。创新来自市场，来自基层，来自年轻人，对监管的挑战越来越大。其实监和管是两件事，监是看着你发展，管是有问题的时候才去管，但是我们现在管的能力很强，监的能力不够，好的创新不怕监管，但是怕昨天的监管，我们不能用管理火车站的办法来管机场，不能用昨天的办法来管未来。

监和管不一样，政策和文件也不一样，今天是这个不许那个不许的文件太多，政策太少。今天需要“政策专家”，而不是处长式的“文件专家”，制订政策是一门技术活，其实解决系统复杂性的问题，我可以提供淘宝的经历作为参考。当时淘宝的政策非常复杂，商家都看不懂，后来我们提出来，加一减三，你要加一条政策，就要减前面三条。我们现在的政策越来越多，导致的结果是谁都干不了什么事，谁干都可能出事情。

理论和系统是不一样的，专家和学者是不一样的，专家是干出来的，干得很厉害，但不一定会总结，很多学者是不具体干，但是能形成理论。只有专家和学者结合起来，只有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去创新解决今天和明天的问题。我们需要来自实践的理论，不是来自办公室理论的实践，P2P是来自办公室理论的实践，它给我们的启发，不是否定互联网，而是不要再重复办公室理论的实践。

我觉得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一些处长，监管到后来，变成了自己没有风险，自己部门没有风险，但是整个经济有风险，整个经济不发展的风险。未来的比赛是创新的比赛，不仅仅是监管技能的比赛。我的理解，习主席说的执政能力的提升，是指发展了并且监管有序的发展，而不是监管了没发展。

第三，金融的本质是信用，我们必须改掉金融的当铺思想，依靠信用体系。

今天的银行延续的还是当铺思想，抵押和担保就是最当的当铺。这在当年也是很厉害的思想，没有抵押，担保这些创新，就没有今天的金融机构，中国经济40年来不可能发展到今天。

但是靠资产和抵押的体制会走两个极端，我这几年跟很多企业家交流，中国的金融当铺思想最为严重，要么是资产全押了出去，压力巨大；要么肆无忌惮贷款，不断加杠杆，负债搞的很大。有个段子可能大家都知道：你向银行借10万块，你有点慌；借1000万，你和银行都有点慌；借10个亿，你一点不用慌，银行会很慌。

抵押的当铺思想，是不可能支持未来30年世界发展对金融的需求的。我们必须用借助今天的技术能力，用大数据为基础的信用体系来取代当铺思想，这个信用体系不是建立在IT基础上，不是建立在熟人社会的基础上，必须是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让信用等于财富。要饭也必须有信用，没有信用，连饭都要不到。

——世界期待一个真正为未来而思考的全新的金融体系

如果二战后，当时的人们能够有这样的远见和担当为未来、为年轻人建立一个全新的金融体系，今天的我们同样有责任思考未来的金融体系。未来的金融体系，要从帮助20%的人，到帮助80%的小企业和年轻人；要从过去的人找钱、企业找钱，做到钱找人、钱找企业，钱找好企业。评价这个体系的唯一标准是普惠，绿色，可持续，背后是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前沿技术起决定性作用。

今天我们不是做不到，而是不去做。今天我们的技术发展让我们已经完全可以做到这些，遗憾的是很多人不愿意去做。今天全球的金融体系必须改革，不然不仅仅是失去机会的问题，而是让世界会陷入混乱的问题，因为创新走在监管前面是正常的，但是当创新远远走在监管前面的时候，当创新的丰富度远远超过监管想象的时候，就不正常了，世界会陷入混乱。

拿数字货币来说，如果用未来的眼光打造30年后世界所需的金融体系，数字货币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核心。今天的金融确实不需要数字货币，但是明天需要，未来需要，成千上万的人需要，我们应该问自己，数字货币到底要解决未来的什么实际问题？十年以后的数字货币和今天的数字货币可能不是一回事，这个数字货币不是从历史上去找，不是从监管角度去找，不是从研究机构去找，而是从市场去找，从需求去找，从未来去找。这件事事关重大，我们的研究机构不应该是政策机构，政策机构也不能仅仅依赖自己的研究机构。因为数字货币体系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又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个解决未来问题的方案，数字货币可能重新定义货币， 尽管货币的主要功能仍然在，但是会重新定义货币，就象苹果手机重新定义了手机，而不是仅仅是个电话。数字货币远远没有到抢标准的时候，是创造价值，是解决世界经济、贸易可持续、绿色、普惠的问题。

最后我想说，今天人类社会到了最最关键的时刻，千万不要小看这场疫情，这场疫情是倒逼人类社会进步的力量，不亚于二战。我们对今天世界上很多的组织机构，不是简单的去反对它，而是一起重新思考他今天的价值，无论是联合国，WTO，还是WHO，这些组织我们都需要，但这些组织应该怎么面向未来，如何改革，是要重新思考的。

新金融是未来的方向，不管我们高兴不高兴，它一定会起来；不管我们做不做，一定会有人去做。未来的标准必须符合普惠、绿色、可持续。过去16年，蚂蚁一直在坚持探索，如果普惠、绿色、可持续是个错误，那么我们愿意一错到底！改革是要牺牲的，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这一代人做这个改革，结果可能是下一代才能看到，我们可能就是负重前行的一人，但是这是历史给我们的机遇，也是给我们的责任，这就是我想和大家交流探讨的内容，不一定正确，但都是我个人认真的思考。谢谢大家！